《广州“制衣村”再现招工潮》，这是《工人日报》2月18日4版新闻摄影版上的报道，摄影部记者在基层蹲点8天，用镜头回答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，“三年疫情后，今年的工人好招吗？工人都回来了吗？市场的风向可有变化？”

问题的答案，看看照片里的人潮就知道了，镜头之下，一图胜千言。

从黑白到彩色，从胶卷时代到数字时代，从暗房洗印到电脑选图，从单一照片到系列视频，时代在变化，技术在变革，媒介表现方式日新月异，但在工人日报社摄影部，摄影镜头的历史底色没有变，群众办报的理念没有变。他们将镜头对准职工群众，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社会变迁，他们注重发挥通讯员作用，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，也拓展了《工人日报》的影响力。

来自基层一线的照片

1953年1月，山西太原南站，女转运车长李宝林在查看车站情形。这张由赵本甲在70年前拍摄的照片，是工人日报社最早和春运（那时“春运”的概念尚未成型，1980年后才以专有名词的形式出现）相关的照片。赵本甲，后来担任过工人日报社摄影组组长。

工人日报社历来重视视觉新闻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，创刊不久就成立了美术摄影组，第一任组长由王鸿担任，王鸿退休前曾任副总编辑。1956年，美术摄影组分开，摄影组成立，由陈勃任组长。陈勃调离之后，赵本甲、吴洛夫相继担任摄影组长。 

今天，我们依然可以从黑白照片中，去寻找中国工人的精神脊梁。

在镜头里，1952年的梁军，正在驾驶着拖拉机驰骋在辽阔的北大荒；在镜头里，1953年的王崇伦，正在和徒工边玉林检查产品质量；在镜头里，赵梦桃正在1959年10月的全国群英会上发言；在镜头里，1959年的孟泰正在车间了解炉前工工作情况；在镜头里，1965年的王进喜正对着镜头笑着，就在这一年，我国国内需要的石油实现自给。类似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。在中央媒体中，《工人日报》是最早开展劳模摄影报道的。工人日报社摄影人留下的照片，不只为历史写下了注脚，照片中的劳模形象也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国人脑海中。

送亲人鱼水情难舍难分——1998年9月15日8时，摄于九江市龙开河凯旋门。于文国摄

这些照片的拍摄并不容易，“创刊初期的照相器材和技术都比较有限，需要手动对焦，上版后的效果也很模糊，我们当时把它叫‘贴邮票’‘火柴盒’。”原摄影部主任于文国表示，当时主要是强调照片的见证性。

1983年，美术组与摄影组合并，成立了美术摄影部，由何韦任主任，李桃、吴启华任副主任，后由于恒希（美术部分）、蔡金和（摄影部分）任副主任。这一时期，新闻的“新”体现得越来越明显，即拍完之后立即上传上报，甚至最好做到第二天早上就能见报。

达到这样的效果，除了设备方面的改进，还与摄影部长期密切联系基层职工群众，注重群众办报理念，注意培养通讯员队伍不无关系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《工人日报》坚持“群众办报”的传统优势得以凸显。据于文国介绍，报社80%以上的图片稿件都来自于通讯员，而他自己此前也是通讯员出身，“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随部队集体转业后，我就留在上海《宝钢战报》做摄影记者，相当于是钢厂里的一名记者，后来在1990年调到工人日报社上海记者站， 2016年11月退休。”

1998年9月16日 《工人日报》一版版面图

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

1998年8月7日，一位妇女奋力奔跑着，她背后的洪水吞噬着房屋，追逐着她。那天，九江大堤决堤，这是于文国拍下的历史瞬间。他于1995年任摄影部负责人，2000年任美术摄影部主任。

这一时期，摄影图片在报纸版面上的地位也逐渐提升，从“图文并茂”发展到“图文并重”，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。依托于重视视觉的传统，工人日报社的摄影器材始终处于全国一流的地位，各种型号的“长枪短炮”轮番上阵，在当时，仅一个放大机就价值两万多元，先进的设备也为记者提供了更好的报道条件。

在1998年抗洪报道中，为保证报道能及时推出，摄影部蔡金铎、许之丰、王双利、于文国等分两路（湖北省公安县和江西省九江市）奔赴抗洪一线。其中，于文国带领蔡金铎、王双利在九江现场白天拍，晚上回到住处冲洗胶卷，扫描发稿。灾区条件十分艰苦，缺少冲洗胶卷的专业设施，他们因陋就简用酒店卫生间临时充当洗胶卷的暗房。正值夏季，那年九江的气温尤其高，卫生间里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，冲洗完胶卷出来，几人全身都是汗水。冲完胶卷后需要将底片扫描出来传回报社，但当时酒店里的电话线路无法使用“点对点传真设备”，只能大半夜敲开附近邮局的门请人家帮忙将照片传回报社，每天传完照片都要到凌晨一两点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再继续外出拍摄。就这样，他们先后在灾区采访达42天。

透过《工人日报》记者的镜头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挺起的脊梁，他们应对转型，他们战胜困难，为未来而奋斗。

在镜头里，1996年的包起帆在办公室内讲述关于抓斗发明的新创意；在镜头里，1996年的徐虎上门为居民维修堵塞的马桶；在镜头里，2004年的王顺友在送邮路上牵着马的缰绳；在镜头里，2014年的张雪松正在和同事了解列车生产情况，当年，高铁已经走出国门，由中国建设的土耳其“安伊高铁”正式通车……

在1998年“全国抗洪救灾”好版面的评比中，《工人日报》获得了一等奖，当时，本报以头版整版做“新闻摄影专刊”以报道抗洪救灾，首开先河。其中有一幅摄影作品，是记者拍下在泥水、汗水、雨水中浸泡了两个小时的武警战士的背影，这幅作品的名字就叫《脊梁》。

《脊梁》 

1998年7月30日，九江长江大堤上，武警战士与洪水搏斗两小时之后。于文国摄

留住记忆里的火花

《为城市守护者续航》《夫妻档网约工》《技能创造美好生活》《四川泸定地震大救援》……在工人日报社办公楼六层摄影部办公室的左侧墙面，一年来的摄影部版面作品整齐陈列其上。办公室里还有许多早已泛黄的摄影图册，被一一整理好存在各个柜子里。如今，负责这一整理工作的，正是在摄影部有着30多年工龄的编务王双利。他于1985年8月到报社，即将于今年4月退休。

数字化时代到来，当年跟随于文国深入抗洪一线的暗房师傅王双利，不得不迅速学习掌握新的照片处理技术。曾经与摄影几经分合的美术部分，早已于2004年划归文化周刊编辑室。摄影记者的镜头，也不再局限于拍摄静态的图片，而是不断向包括视频在内的视觉新闻延展，供工人日报社的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刊”使用。

2019年2月1日，工人日报摄影部历任领导和部分同事一起聚会。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年代，每个时代都有见证者，当时年龄最长者92岁，最年轻的29岁。

在摄影部办公室内，一幅黑底的大照片上，7个人的姿态各异，面向镜头开心地笑着。“这是摄影部2016年拍的大合影。”王双利介绍说，之前摄影部每年都会设计一本台历，选用的照片都是记者们一年的得意之作，封面就是这张大家的合影。台历印好后会送给业界同行，既增强了记者产出好作品的动力，也达到了交流学习的目的。

在工人日报社70多年的历史中，摄影部积累了大量老照片，这些照片不仅承载着报社的过往，也承载着中国工人的时代记忆。近年来，摄影部开始将老照片用各种形式保存下来，王双利便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员。目前的图片扫描工作优先以专题形式进行，以满足最近的图片出版需求。通过近几年的摸索和坚持，至今已经扫描了三分之一的图库底片，1万多张照片被永久保存下来。

在扫描过程中，最困难的莫过于准确找到图片具体信息。“有时候只有一张照片，或者一卷底片，我们只能通过包装纸上留存的文字，或者同时期拍摄的其他关联照片，来确定照片出处和图片内容。”王双利说，这个过程有种“时光穿梭的感觉”，去时空中去寻找一代代《工人日报》摄影人，寻找当年他们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迸发出的思想火花。

在一个个历史瞬间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按下快门。这些照片是历史的见证，见证了非凡而光荣的历史，见证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，见证了那些奋斗的身影，那些挺起的脊梁。在未来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的镜头，还将继续见证，见证新的征程，见证新的辉煌。

来源：工人日报 记者 武文欣 刘小燕  视频制作：工人日报记者 吴凡

           原文刊发于工人日报社《社内生活》